Nature杂志“WORLD VIEW”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A call to those who care about Europe’s science”的文章。一些欧洲科研人员旨在通过这篇文章,呼吁欧洲政策管理人员关注欧洲基础研究投入剧减,人才流失的问题,期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相关机构和管理人员对该问题的重视,不能削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实际上,基础研究投入较少不只是欧盟的个性化问题,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是长期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中央财政科技总支出的比例是衡量基础研究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2613.6亿元科技总支出中,基础研究约占15%,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基本在30~50%甚至更高。而美国2000年~2009年间的基础研究投入在联邦研发支出中平均占比为36.5%。另外,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位居世界第三,但基础研究投入长期维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而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大多在15~30%左右。本期《生命科学研究快报》对该文进行编译,供相关政策管理人员参考。 1 欧洲削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引起科研人员抗议 在欧洲议会要求其新任命的Carlos Moedas专员研究欧洲的科学研究问题时,其承诺将促进各成员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促进更多合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依赖这一措施是不足以抵消欧洲整体对研究投入的削减所带来的损害。 Moedas专员或还没注意到,科研人员已经联合起来抗议恶性削减财政预算,因为这一做法会给科学基础带来致命伤害,还威胁欧洲未来经济。这一抗议行动还将持续并在下周达到高潮,欧洲多国首都将计划进行抗议行动。 为了引起足够注意力重新思考科研投入锐减这一举措,作者联合来自欧洲各地的同行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分别寄送各国政府、欧洲议会和委员会。作者通过Nature杂志呼吁欧洲更多的科学家在这份公开信上署名支持他们的行动。 2 欧洲各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削减导致人才外流 其实问题有很多,但也可以归纳为一点,即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联合体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人实际上已经不了解研究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忽略了强大科学研究能对经济做出大的贡献,特别是那些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能度过困难的关键所在。那些强行削减科研投入的行为将导致这些国家处于更加弱势地位。 案例枚不胜举。自从2009年,意大利新招募的科研人员比以往减少90%,且几乎没有分配于基础科研的编制。西班牙投资民间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减少40%,退休科研人员退让出来的工作岗位中只有不到10%的位置被安置了新科研人员。自2011年,希腊研究中心和大学的预算拦腰斩断,几乎无招聘新岗位。因为由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资助评估过程存有缺陷,尽管葡萄牙绕开了将大学和研究中心的预算减半的做法,其还是不得不关闭约一半的研究机构。法国研究人员被警告将削减20~25%的科研职位,而项目资助的成功率将低于10%。尽管德国通过其科学雇佣行动(science-employment act)促进固定周期的合同的执行,但是对那些即使很有学术成就的科研人员而言未来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所有这些措施可以归结为“紧缩”。欧洲主要寄希望于私营部门能够提供投入,促使经费投入增加,进而能够达到里本斯条约(Lisbon Treaty)制定的3%GDP用于科研的目标。然而,忽略了一点是私营部门往往追随公共部门的投资趋势。就美国而言,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一半以上来自由政府资助的创新研究。 欧盟相关指令建议大量削减预算,减少雇佣,这一措施将导致人才外流,从人才相对较少的南欧到人才聚集的北欧,都将急剧减少,他们中的许多不得不放弃整个欧洲。例如,在西班牙,尽管研究中心明明有职位空缺,但却没有应聘机会。即使这一问题存在,但西班牙政策制定者根本否定这一问题。 3 基础研究是欧洲提高其未来竞争力的根源 欧洲研究专员力争改善这一现状,然而来自当选的委员会主席Jean-Claude Juncker的指导性信件中并没有提及必须重视基础研究预算削减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人才流失问题,反而强调重视应用研究,特别强调促进私营领域的参与以及小中型企业的参与。 尽管一些政策制定者坚信这一方向,但是对市场而言,应用研究不可能产生太多直接影响(immediate impact),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根基,忽略基础研究而重视应用研究的做法,就像只关注一颗树结了多少果子而不关注树之根基是否坚固一样。 说到底,欧洲忽视的是科学工作过程。研究离不开试验,而并不是所有都会成功,实际上成功的、卓越的还是少数,显然需要支持整个科学工作过程。 实际上,国家或整个欧洲的研究资助将缩减那些已有建树的研究团队数量。而欧洲未来需面对各种社会和科技挑战,欧洲的这一举措将不利于其面对挑战所需要的多样化研究,还将使各成员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研究不应该围绕政治波动,它是对未来的投资,不应该仅服务于经济,还应该追求增加知识,发展社会福祉。而欧洲许多权力部门选择性忽略这些问题,因而撰写本文以期提醒他们重视基础研究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