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我们的目的不是赢得一场辩论2

晓说

2、科学传播，或许需要些共情

2.1 “我反对！”

按照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执行副总裁凯斯林的说法，“反转基因运动”的历史，在美国至少已经有25年了，但她认为真正造成影响，是在2007年以来的事情，这可能与社会化媒体的信息大爆发有关。在社会化媒体上，反转宣传变得更为有效了。与赞同相比，反对行为更容易引起关注。对媒介传播而言，赢得关注本身常常就是目的，议题设置就可以由此展开。

然而，这个时候科学界、产业界却没有及时反应过来。他们错失了至少5年的时间。5年时间能让一个人从中学生变成一个（教育程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完成一次风尚的逆转，5年意味着全球4亿人口的增长，至少100亿吨粮食被消耗掉，许多决定性的瞬间，许多过眼云烟。5年，或许在这段时间里，未来已经被写了下来。

当然，没人会对此坐视不管。凯斯林说，2012年前后，“我们”也开始积极回应反转的声音了。他们建立了GMOAnswers这个网站，邀请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答复公众的疑问。值得一提的是，她说目前这个网站上的提问，已经开始逐渐从“转基因安全”撤出，转向了对具体的人的进攻。在她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进攻者发现自己“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试图总结自己在媒介层面犯下的错误的人，并不止凯斯林一个。“我们做得不够好，尤其是长期缺席于社交媒体。”我们一行在与一家大型农业企业的公关负责人座谈时，对方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家企业面临的状况更为严峻一些。虽然它只是整个转基因产业界的一部分，却承受了远比其他企业猛烈得多的进攻炮火，并且被很多反对者描述成“邪恶的操纵者”。观察这家企业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大众文化中，它一直承载着某种符号意义。这个符号可以上溯至越战期间橙剂的使用。作为橙剂的主要生产商， 该企业被认为需要为数以万计的橙剂受害者负责。而1960年代包含反战运动在内的整个左翼运动，是“反大公司”思潮的重要节点，完全可以被追认为“反转基因运动”的开端。

越战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象征符号，橙剂是越战的象征符号，归根结底摇身一变又成了转基因的象征符号。现时的反对，承载的是50年前的野蛮与杀戮——至于反对的是什么，反对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反而不重要起来了吧。

2.2 让沟通进入到情感层面

和我们座谈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同行提到一件小事，在一项第三方调查当中，一个关于“是否应该标注GMO”的问题，获得了97%的支持，而当问题变得开放，成为“什么样的信息需要标注”时，GMO就下降到了3%。在国际食品信息理事会（IFIC，International Food Infomation Council）的调查报告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消费者关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中，生物技术的排名并不高，而在不选择某种食品的理由中，更是远低于其他。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或许公众真的并不关心转基因是什么。只是在反对声兴起之后，他们选择了更容易理解和更符合自己预期的那一方，而这种关注在进行具体的食品选择时，又打了折扣。大多数人是基于情绪和情感做出选择的，而非理性。

最受消费者关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从表中我们知道，2014年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是“疾病/污染”和“处理/准备”（均为18%）；生物技术仅排名第七。数据来源：IFIC

消费者最不愿意食用的食品。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是糖类和脂类食品，而生物技术类排在了最后。数据来源：IFIC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一些数据，就更有意思了：

1、第一个数据来自IFIC的报告。橙汁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橙汁供应的安全性非常关注。然而，一种由细菌引起的疾病，柑橘黄龙病正在威胁全世界范围内柑橘类水果的存在。预计在未来10年里，佛罗里达的柑橘产量将急剧下滑，而这里是美国橙汁的主要产地。“要么喝转基因橙汁，要么改喝苹果汁。”《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提到佛罗里达大学一位科学家的意见——对热爱橙汁的美国人来说，这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选择的。

如果橘子树被一种病毒入侵，而你将再也喝不到佛罗里达产橘子汁。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将会因此而伤心失落。数据来源：IFIC

2、IFIC的报告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与稍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明显更高一些。IFIC的国际关系副总裁安迪·本森（Andy Benson）进一步解释说，这可能与年轻一代更关注环境友好问题的缘故。因为转基因作物大量推行之后，杀虫剂的使用确实明显下降了。

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更高。数据来源：IFIC

1999年-2001年间棉花农药使用量的上涨是因为象鼻虫爆发带来的，BT主要防御对象是棉铃虫而非象鼻虫。Bt抗虫转基因作物推广以后，玉米杀虫剂（红线）和棉花杀虫剂（蓝线）的用量下降了。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3、很多人会寄希望于通过加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乃至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认知，来提高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接受程度。不过，对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研究显示，相关知识水平与接受度之间的关联并不强。其中一项研究的作者甚至指出，知识水平带来的较弱的影响可能也并非知识本身带来的，而是因为这让人更倾向于综合评价转基因技术，而不会仅仅因为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排斥它。

4、虽然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总是会将关注点放在“安全性”的问题上，但从美国专家那边，我们却更多地听到其他信息，比如不可逆转的植物病害需要转基因的拯救方式，比如前述杀虫剂用量减少对环境友好，再比如2050年的人口问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在去年年底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96亿，而由此带来的粮食需求将比现在增加70%。很显然，我们得为此做好准备。这需要技术上的突破。不过，一些新的预计显示，到2050年之后，地球人口增长很可能还会持续。到2100年的时候，地球人口总数达到96亿-123亿的概率是95%。看到这个报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美国的同行们可能这就要更新自己的数据了。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农业部新产品及农业技术部门代表爱德·波特尔（Ed Porter）在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特地拿捏了一下自己的表述：“我们的工作不是‘推广’转基因，而是使公众‘知晓’。”这个措辞上的考究挺有意思的。我的理解，它们差别在于，“推广”是一种“使接受”的行为，但“接受”或许并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而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因此，“使了解”并不等于“使接受”。所以，接下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解什么，可以促进接受？

唤起共情，或许美国同行们已经在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