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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海外理事、2008 CCF海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13 CCF青年精英大会特邀讲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aul M. Wythes'55, P'86 and Marcia R. Wythes P'86讲席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ACM Fellow、IEEE Fellow。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分布式并行系统。
《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编者按:为纪念本刊出版100 期,特邀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李凯教授写一篇文章。李凯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我国教育和科研制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集中式的教育管理体系,二是科研和创新混为一谈的科研体制。文章有理有据,发人深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两个拖后腿的领域如何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希望有关部门能认真听取海外著名华人学者的意见,也希望计算机领域的科技人员在本刊发表真知灼见,推动我国教育和科技的改革。
值《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CCF)》发刊100期之际,受CCCF主编之邀,我特此撰文与读者们分享自己关于如何促进中国高科技科研创新的一些想法。
未来十年,高科技对中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在经过GDP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大量研究表明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联系,因此高科技发展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基于核心知识产权的高价值经济体转型的关键。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国占全世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6.5%一路攀升到了2013年的36.5%,然而在科技部披露的2011年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份额中82%是由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的[1]。
为什么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高价值产业发展缓慢?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有两点最为关键:缺少高端人才以及对技术研发与创新的不合理管理和支持。本文将就如何通过改善教育体系来培养高端人才、如何正确地对科研与创新投入资助谈一些个人观点。其实在2001年CCCF的一次采访中我表达了部分观点,本文将更详细地介绍我对教育、科研以及创新的一些想法。
一、教育体系改革
中国缺少一支有持续发展力的世界级人才队伍,这些顶尖的人才能基于颠覆性创新与核心知识产权来创造新知识、新商业。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对所有大学进行微观调控管理的集中式教育体系,这也导致了中国尚无一所大学能进入全世界前20。在2013-2014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大学排行榜上[2],只有两所大学进入前50:北大第45名、清华第50名。而在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3],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尽管在全世界有很多顶尖研究人员与科学家出生于中国,但中国的大学却一直未能培养出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能斩获国际大奖的顶尖人才,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是模仿了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集中式、按五年期进行规划的教育体系。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卓有成效,使中国形成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类似于列宁在1921-1928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4],允许个人经营企业,而银行、外贸和重要行业仍由国有企业掌控。然而教育体系的唯一大改变是70年代末恢复了高考,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体系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教育体系,但没有大的根本改革。
从培养顶尖人才角度来看,集中式的教育体系有两个大的弊端:1)低工资结构,这会导致大学无法聘任、培养和留住世界级的顶尖教授。2)按计划设置大学专业,这会导致毕业生专业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不匹配、学生兴趣天赋与所学专业之间不匹配。
低工资结构问题
集中式教育体系导致低工资结构的主要原因并不清晰,因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已经增加到了GDP的4%,与欧美、日韩与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相比只有约30%的差距(发达国家平均为6%)。但是,中国教授的工资却比这些国家的教授要低好几倍。
图1所示为2012年全世界公立大学教授的薪水(已换算为以美元为单位的相对购买力指标PPP以便于比较)。这项调查发现,中国以及前苏联国家的教授薪水是相对最低的。中国刚入职的年青教授的平均薪水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5]。而中国顶尖教授的平均薪水也仅比亚美尼亚和俄罗斯高,只有加拿大顶尖教授的11.6%,美国顶尖教授的15%。
图1:全世界公立大学教授平均月工资排名(以美元为单位的相对购买力指标PPP计算)
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可能会有一些奖励等福利补贴,但与美国大学相比还是差距甚远。事实上,美国私立大学教授的工资还要大大高于公立大学顶尖教授的平均工资。而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世界大学排名中,前20名其实主要是私立大学。
政府实施了一些吸引顶尖人才的政策,但却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比如“千人计划”。 这是一个好的尝试,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高科技领域并没能吸引许多顶尖人才回国。这主要是因为千人计划对所有领域的所有教授采用相同的薪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对于生命科学领域有竞争力,但是在计算机领域却并没有竞争力。比如,今年在美国顶尖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就业起薪就已经与千人计划的薪资水平相当了。
薪资水平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是的”。我们看一下香港的案例:香港科技大学赋予教授丰富的资源,并以科研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力来评估他们的成功与否,因而他们能够吸引并留存优秀的教授资源。尽管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但过去几年他们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技术与工程学校排行榜上持续地领先于所有大陆的大学[6]。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是另一个例子。2000年,EPFL的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学院在计算机领域内无人知晓,计算机科学教授寥寥无几。但EPFL聘用了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教授担任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学院学院院长,并给予大量资源支持他想实施的举措,不参与微观管理。这位院长采用了高薪资、高研究经费来吸引全世界顶尖研究人才,同时以科研影响力作为评价教授及晋升的标准。十年后,EPFL的计算机已经排欧洲第二,紧随剑桥大学之后。
按计划设置大学专业的问题
我认为集中规划大学专业设置会导致毕业生专业与就业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以及学生兴趣天赋与所学专业的不匹配。前者会增加失业,而后者则会降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在2013年成都全球财富论坛上,中国日报有一则报道称[7]: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秘书长卢迈在周二的讲话中称,‘2013年有7百万应届毕业生面临择业,但是在7月毕业典礼之际,只有不到一半的毕业生找到工作。’与卢迈一起参加论坛的嘉宾,LiKai Chen,McKinsey& Co的合伙人,则提供了另一份统计数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面临2400万高技能人才缺口。”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8](如图2),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雇佣员工的比例。中国经济改革释放的私营经济已经对就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教育体系改革来避免人才质量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
图2:中国国企和私企的资产与雇员
当前的教育体系要求高中生在申请大学时就要选择专业。但是高中教师缺乏领域专业知识,难以给与有效的指导,尤其是瞬息万变的高科技领域。当学生进入大学一两年后才逐步了解自己的兴趣与天赋,但现有教育体系很难让学生调整专业,导致学生天赋与他们所学专业之间的不匹配。加之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很多学生因此终生惭悔。
改革建议
我建议改革和改造集中式教育体系,使之成为非集中化的教育体系,允许大学在教授薪资、晋升、学生入学以及专业设置上有自主决定权。
在非集中化教育体系中,大学可以自由地做出很多重要决定:
大学可以自主决定教授的薪资以及科研经费的分配。提供同世界上顶尖大学相当的薪资及科研经费,大学才能够吸引并留存顶尖人才。
大学可以从全世界的人才库中招聘教授。如有需要,政府可以为大学提供额外的福利。招聘教授应该是根据教授业绩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籍。
大学在评估教授资质及晋升机制上自主,在评估标准上可参考世界顶尖大学,走出只以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估标准的误区。
大学的最核心的资源是教授,而要得到顶尖教授必须通过市场竞争。这些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大学的自身竞争力,而不再需要依靠国家集中式的人才引进计划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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