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医疗危机罪魁？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必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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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医疗危机罪魁？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必须变革



医患关系恶化往往归结于医疗体制出了问题。对此，曾任国内外多家公立和民营医疗投资与管理机构高管的张松伦表示，医疗危机蔓延全球，并非仅因医疗政策导致，其罪魁祸首实际是现行医学模式。需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医改”，而是医学模式的“医改”。

在他看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忽视了社会及心理因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然近年来被认同，却没有在临床上得到推广。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走向极致，逐步形成了“过度医疗、对抗医疗、消耗医疗”三座大山，成为引发医患矛盾和医疗危机的活火山。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发狠话：“医改走到今天有点走不下去了，这当中有好几个标志：改了这么多年，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医护人员积极性等问题基本没有解决。”钟南山强调，医患矛盾不是简单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事情，是因为医改里头存在致命缺陷。

和钟南山一样，大部分社会舆论倾向于把医患矛盾归结为社会公信力沦丧、医疗卫生制度出了问题。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也认为，医患矛盾的根源不在于医患双方，而在于我国医疗制度和体制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和体制问题不解决，医疗服务质量无法提高，医疗就永远是我国最差的服务行业。

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远立则提出，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医疗服务是否安全优质，医患之间是否有良好的沟通，医疗事故处理机制是否公平有效。

根源是体制还是医疗质量？或者兼而有之？

不过，除了普遍认同的医疗制度和体制，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医患矛盾？

《中国青年报》一项统计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2月的177篇医患矛盾报道中，98起是因为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17起是由于患者不信任医生治疗方案，另有11起是患者认为医护人员态度不佳。这当中，真正存在医疗事故的只有6起。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称，患者对治疗方案和效果、检查结果不满意进而迁怒医生，这部分比例占八成以上，只有3起真正和医院有医疗纠纷。

由此看来，患者对治疗方案和效果不满意是医患矛盾的直接主因之一。那么医疗制度和体制是否直接导致了这个结果呢？对比医疗制度相对成熟、优越的发达国家医疗质量数据，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美国医学科学院（InstituteofMedicine）1999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医疗服务安全性和质量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医疗差错”，超过了乳腺癌、艾滋病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1992年~1996年，全美每年有1万名内科医生、5.03万名精神科医生、2.45万名技术人员成为医疗暴力受害人。据欧洲医疗质量委员会报道，欧洲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接受医疗诊治中遭受本可避免的伤害和痛苦。而澳大利亚在1995年的全国调查中发现，至少有16.6%的患者在诊治过程中不同程度上遭受过医疗伤害。

上述事实表明，尽管这些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非常优越、相对成熟，但医患关系依旧十分紧张。这是全球普遍的现象，而医疗服务安全性和质量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大约77%的医疗安全问题源自药品，比如假药、伪劣药品。同时，约50%的医疗设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美国科学院院士、哲学家、纽约哈斯廷中心主任丹尼尔·卡拉汉提出《医学的目的：形成新的优先项目计划梗概》一文，其核心内容是：1.世界各国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严重医疗危机；2.现代医学，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医疗界过度重视技术、治疗，而忽视人类疾病的预防、照料，忽视社会因素、精神因素和心理防治对疾病的影响；3.现代医学继续把完全消灭疾病和阻止死亡视为其首要目标，这是不切实际的；4.现代医学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尚存在某些缺陷。

现行医学模式是危机的主要罪魁之一

因此，我们不难推论，医疗危机蔓延全球，并非仅因医疗政策导致，其罪魁祸首实际是现行医学模式。需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医改”，而是医学模式的“医改”。

什么样的医学模式更优越？相对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这里必须推崇“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倡导的理念。

早在1977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由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教授恩格尔（Engel）率先提出，并呼吁该模式应取代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

与生物医学模式不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观的医学模式，它要求医学把人看成是一个多层次、完整的连续体。也就是说，在健康和疾病问题上，要同时考虑生物、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不幸的是，几十年来，新的医学模式虽然被认同，却没有在临床上得到推广。生物医学模式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走向极致，逐步形成了“过度医疗、对抗医疗、消耗医疗”三座大山，阻碍了医疗改革发展的道路，使各国卫生部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改革中十分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