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症一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但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带来了健康和经济上的问题。在亚太地区,据报告,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症患病率大约在20%至30%之间。台湾是儿童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SES)关系到肥胖症风险,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两者的关系不同。研究还表明,肥胖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个体,然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社会出身对肥胖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亚洲社会中SES与肥胖的关系研究并不多,我国台湾学者Duan-Rung Chen和美国学者Leah M. Frerichs在研究中,有两个目标:1)检查社会出身对中年BMI的影响;2)调查社会角色对中年BMI的影响。科研出版社英文期刊《Health》(健康)2014年10月刊上发表了国立台湾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州医学中心学者的这篇论文。研究中的数据来自2009年的台湾社会变化调查(TSCS),共有2026名受访者接受这项调查,研究只选取了845位中年人(45岁-69岁)。 谈到社会阶层架构,学者将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EGP)六个阶层架构用于确定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阶层。为了对受访者的社会出身和当前职业分类,研究人员将原始的11个EGP范畴修改为6个:1)I和II为专业人士、经理、非体力劳动者的主管人员;2)IIIa和IIIb为常规的非体力阶层;3)IVa和IVb为自营者(有/无雇员);4)V和VI为体力劳动者的主管、技术工人;5)VIIa为半体力-技术不熟练劳动者;6)IVc和VIIb为自营农场主和农场工人。 自变量是SES,因变量则是BMI,通过自我报告的体重除以身高得出。 人生的三个阶段,衡量社会阶层变量,需要使用职业指标(即,童年时期父亲的职位,第一次踏入人才市场时获得的职位,进入中年时期当下的职位),还有一段生命历程中的教育程度。研究中对童年时期提出的问题是“15岁的时候,你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刚步入成年时期,社会阶层根据受教育的时间确定;作为年轻人,人们会问“毕业后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每周40个小时)是什么?”;而当你变成了中年人,问题就变成了“你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学者还提到了以上四个阶段进行的社会积累和流动性。表3中概述了社会积累和流动性根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吸烟和日常锻炼,对中年BMI的影响。 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就像西方社会那样,作为SES指标,人生各阶段的社会地位对肥胖风险作出了贡献。童年早期只对女性有影响,童年阶层对女性中年的BMI有显着影响。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在男性中得到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