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转基因安全之争

晓说

转基因技术商用之路

转基因技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这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基础。随后不久（20世纪6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教授Paul Berg获得了世界首例重组DNA，则真正揭开了生物技术改造自然界的序幕。

世界上最先问世的人工转基因植物是烟草，时间是1982年。4年后首批转基因作物（棉花）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再过了3年后瑞士当局批准了第一例转牛凝乳酶的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商业化应用，转基因食品生产的大幕自此拉开。

中国是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1992年，中国首先在大田生产上种植抗黄瓜花叶病毒转基因烟草，用来控制被称为“烟草癌症”的黄瓜花叶病毒病。然而，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够重视转基因烟草的安全管理，在出口时无法提供欧美国家索要的“安全证据”，只好接受被禁止转基因烟草进口的结果。这一结果带来的是，自那时起，我国烟草专卖局下文禁止生产转基因烟草，至今仍未解除。

1994年，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登上历史舞台。是年，美国FDA批准转基因延熟番茄的商业化生产，第一例转基因食品自此诞生。随着1996年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食品大规模生产的序幕也被揭开。而1998年基因组计划的实施，更是推动了转基因产业快速的发展。

截至2013年，共有28个国家在生产转基因作物，全球种植面积达170.3亿公顷。目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主要的性状是抗倒伏和抗虫。其中，全球85%的大豆为转基因大豆，棉花也达到81%，油菜达到了30%。

直至今天，世界范围内已批准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番茄、木瓜、马铃薯、甜瓜、水稻、西葫芦、甜椒等21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

转基因安全之争始末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来才引起关注，事实上，早在Paul Berg获得世界第一例重组DNA微生物的时候，安全问题就已经在学界提出了。1971年，在冷泉港举行的生物学会议上，重组DNA安全性问题受到与会者的关注，这也是第一次论及重组DNA安全性的会议。

1972年，欧洲分子实验室（EMBO）专门讨论了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危害。次年，美国Gordon会议上，与会人员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报告：“我们以众多科学家的名义给你们写信，转达一件应该予以关注的事情……有些学术报告表明我们现在已经具备将不同来源的DNA分子连接在一起的技术能力……这些实验为生物学的发展和人类健康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但也可能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环境带来危害，虽然危害尚未发生，但出于谨慎，建议要采取足够的重视……”

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正式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会议是Asilomar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关注的历史性里程碑”。Asilomar会议后，美国NIH发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生物技术管理条例》，欧美和日本也发布了一些研究方面的指引。

1993年，OECD专门召开转基因食品安全会议，提出了《现代生物技术食品安全性评价：概念与原则》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实质等同性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

“实质等同性原则”，就是指通过对转基因作物的农艺性状和食品中各主要营养成分、营养拮抗物质、毒性物质及过敏性物质等成分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分析，并与相应的传统食品进行比较，若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则认为该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食用安全性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不存在安全性问题。

转基因的安全评价

为了科学决策，保障人类健康环境安全并回答公众疑问，同时也为了促进生物技术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对转基因产品进行严格的安全评价。安全评价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实质等同性原则，此外还包括预先防范的原则（能不能提前预防）、个案评价原则（不一概而论）、风险效益平衡原则（风险是不是可控）、逐步评估和熟悉原则（不断评估和完善）。

国际上针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松管理模式”、欧盟为代表的“严谨管理模式”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中间模式”。

宽松模式认为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没有本质的区别，监控管理的对象应该是生物技术产品，而不是生物技术本身；严谨模式认为，无论是何种基因和生物只要通过重组DNA技术获得的转基因生物，均需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和监控；中间模式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集中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相对落后，采取借鉴两种模式开展安全体系方面的建设。

此外，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也对转基因食品非常关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主要就来源于CAC制定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国际标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管理，我国主要遵循研究开发与安全防范并重的原则，贯彻预防为主、有关部门协同合作的原则、公正科学的原则等。

我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因受体植物的安全性评价（受体植物对人体是否产生毒性、是不是过敏源）、基因供体生物的安全性评价（基因的来源是否产生毒性、是否有过敏性）、基因操作的安全性评价、转基因植物及产品的毒理学评价（产品是否有毒性、外表蛋白是否与已知毒蛋白有序列相关性、是否能很快在胃肠中消化）、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关键成分分析和营养学评价（是否改变了营养成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中外源化学物蓄积性评价（是否蓄积生物毒素或重金属）和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耐药性评价等。此外，我国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又新增生产加工的影响评价，要求应提供与非转基因对照物相比，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加工、储存过程是否可改变转基因植物产品特性的资料。可以说，我国对转基因植物及产品的安全控制非常严格。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

我国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控制上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对转基因产品的强制定性标识之上。标识的类型分为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两种类型，除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阿根廷等地采用自愿标识外，许多国家采用强制标识；而强制标识又分为定量标识和定性标识，其中大多数采取强制标识的国家均采用定量标识，如欧盟（标识阈值0.9%）、日本（标识阈值5%）、韩国（标识阈值3%）等；中国采用定性标识（标识阈值0），是标识要求最严格的国家。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现在主要是5大类、17种产品，包括大豆、玉米、菜籽、棉花种子和番茄。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标识是出于尊重公众知情权，标识与否与安全性无关。

转基因安全与科学、贸易

我国近年来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讨论，与1999年~2000年时非常相似。当时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000年2月，有关科学家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世界生物技术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试图澄清的报告，反而把事情搅浑了。

报告中说：“希望澄清一场混乱的争论：这场争论使科学蒙上了阴影，给民众带来了恐惧，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种下了一场潜在的贸易冲突。”

当时的欧洲，因为有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等食品安全危机，公众对食品安全变得很敏感。中国今天的局面与当时如出一辙。

诚然，转基因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这其中夹杂着极端主义者、企业利益、贸易壁垒，受限于公众接受程度，在真正的安全评估方面，科学性到底有多少，是个未知数。

不过，反对者中也有并不偏激的声音，比如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可能会产生超级杂草、导致作物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跨物种疾病的传播、生物技术企业不经意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的转基因生物可能会污染传统有机食品等等，并且出于商业和政治上的考虑，即便不用基因工程技术，也能够养活全世界的人口——饥饿的根源并不在于产量不足，而在于分配方式不公。

让支持者引以为傲的是，经过安全性评价，自1989年以来用于人类食品的转基因生物没有发现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支持者认为，可靠的植物转基因技术并不危险，而且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巨大好处：基因重组技术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产量稳定而且抗病虫害和杂草侵蚀的作物，因此农民们可以减少合成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这样的作物是真正的环境之友；此外，对消费者而言，新一代转基因产品营养更丰富、更健康，而且能够让保质期变得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