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滚动增资”转基因研发 监管立法暂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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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滚动增资”转基因研发 监管立法暂无进展

中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还要等多久？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的答案是“还没有制定时间表”。
陈晓华在1月15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业部采取的是“积极、慎重的方针”，即在科研上要尽快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主粮新品种；在推广和应用上必须保证转基因的安全性。
近两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方面曾连续制定多个着力推进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政策文件，尤其是财政重点对转基因育种企业的支持。虽然这些文件基本上都被冠以“生物育种”的名义，但就业内公认的说法，生物育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转基因技术。来自农业部的专家预计，“十二五”之后，从转基因玉米开始，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限制会逐步放开。
受上述政策激励，目前国内一些大中型育种企业都大步走在往转基因“育繁推”一体化的路上。仅2012年，就有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41家种子企业因申报转基因主粮产业化项目，各自分别获得600万元或者1200万元不等的国家财政资助。按照相关部门下发的通知规定，每隔三年，如果这些企业的产业化项目进展达标，还可以继续获得国家财政的“滚动增资”。
不过，这种支持也引发不少争议，同时由于部分转基因专家和企业家过分夸大转基因技术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违规市场化操作，对国内育种氛围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财政资助
2012年4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向各省市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实施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的通知》，此后历经半年多的企业申报、官方审批，国家发改委于10月16日公布《主要农作物生物育种能力提升与重大新品种产业化项目》资助名单。
从结果来看，全国有41家种业公司入围，目前2013年的新一轮资助申报已经展开，结果尚未公布。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评价称，这是“先给钱、后建庙、再请神”的转基因推进措施。
上述通知要求，凡申报成功的企业，除了能马上获得600万元或者1200万元不等的资助，未来还有希望每隔3年，都获得国家财政的“滚动增资”。
为了加速转基因“育繁推”一体化发展，企业也不遗余力。2013年7月，由隆平高科公司牵头，联合中种集团、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种子企业，组建全国最大的“华智水稻生物技术公司”，主要就是专攻生物育种技术开发。
一位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专家认为，有的企业在常规育种方面都很薄弱，根本没有能力开展转基因育种，但为了获得国家数百万、上千万元的财政支持，想方设法向国家发改委等方面申报转基因品种产业化项目。然后再利用国家财政支持资金，从国外进口高价仪器、设备，高薪聘请生物技术研发人员。
佟屏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转基因技术应该只是对常规育种方法的一个补充，但最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转基因育种的投入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严重忽视了对常规育种的研究。
按照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为止，中央财政总计要投入生物育种的费用是220亿元。而在此之前，国家财政主要是倾向于对常规育种的投入，每年对整个农作物育种的投入也只有2~3亿元。
在财政投入的驱动下，转基因技术开始迅速由研究转向市场。中国著名玉米遗传育种专家许启凤表示，包括多位院士在内，目前国内一些竭力主张推进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育种专家，甚至是执掌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的专家，都并没有真正长期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
政策支持
中国真正实施重点支持转基因生物育种是在2008年，当年发布的《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将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育种龙头企业2-3家。
2009年8月，农业部给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领衔研发的一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张启发院士领衔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Bt汕优63）颁发了安全证书。2010年1月，中央发布新的一号文件正式明确，将“加速实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由此开始，围绕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争议，迅即在国内发酵。
按照农业部官员的说法，从为3个转基因主粮品种颁发安全证书开始，预计3至5年内，转基因水稻、玉米都有望在国内上市。2013年10月，对于取得安全证书的华恢1号、Bt汕优63都未能正式入市，张启发表示，他手里的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将在2013年失效，他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为此，张启发公开指责农业部迟迟不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作出决策，是明显的不作为。据他所说，与他持相同观点的61位院士曾在2013年7月向国家领导人上书进言，呼吁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目前农业部官员就转基因方面所作出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农业部等方面是希望尽快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主粮品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推广。
但目前中国转基因技术人才主要是集中在科研育种机构，为了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向企业过渡，2011年起，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2012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方面向各省市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实施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的通知》，在上述农业部专家看来，都是在为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铺路。
在《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中，国务院已经明确，在生物育种重大产业创新工程中，将重点扶持和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大型种子企业，以此形成生物育种研发及产业化的重要平台；而在国家发改委等下发的《关于组织实施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的通知》中，国家财政对转基因育种企业的支持已经更为明显。
对于中央财政向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倾力支持，佟屏亚等育种专家的担忧在于，常规育种技术应该是农作物育种的主体，但目前国家财政对转基因育种的投入是常规育种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很容易对整个国内农作物育种界产生误导。许启凤也表示，现在有的转基因专家、企业家，为了尽快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中获利，已经违法违规实施了市场化操作，而相关部门对此明显监管缺失。
违规急进 一些常规育种专家提出质疑，范云六院士选育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既不抗虫，也不抗病，更不能提高玉米产量，突出的唯一功用只是“能帮助猪鸡鸭等单胃动物消化饲料中丰富的磷”，以此来减少来自动物粪便的污染。与目前市场上占据单产优势的郑单958、先玉335等常规玉米品种相比较，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并没有多大的科技优势。
而张启发院士的华恢1号、Bt汕优63，在佟屏亚看来，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退役”的水稻品种，通过生物技术手段，转入抗虫基因后重新命了名，他认为，所谓推广转基因水稻可以增产6%～8%，其实只是把减少农药的用量折算成增产的数量了，“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转基因水稻所抗的那种病虫，就不存在所谓的增产”。
以Bt汕优63为例，该转基因品种的前身是“汕优63”，是福建省农科院谢华安带领科研团队于1981年育成的，在1988年谢华安曾凭借该品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汕优63就逐渐退出市场。佟屏亚认为，转入了抗虫基因的汕优63，被重新被命名为Bt汕优63，只能说是“借鸡下蛋”，算不得优良水稻品种。
除了农作物育种专家对转基因水稻、玉米品种存在质疑，不少其它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主粮推广可能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也十分担忧。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首席科学家薛达元是国内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专家之一，他非常担心相关部门在立法、市场监管等环节上的管理跟不上。
早在1999年，环保部、卫生、农业等部门就开始组织专家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最终因各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而不了了之。而2012年《粮食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因其中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有严格的限制，引发支持转基因人士的强烈反击，至今再无进展。
立法和监管停滞的同时，违规现象也开始出现。佟屏亚、薛达元等专家认为，近些年，国内很多省份都发生了转基因水稻、玉米违规泛滥种植现象，湖南还出现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美国专家利用中国儿童的“黄金大米”实验事件，诸多违法违规乱象足以说明，农业部等方面在转基因监管方面明显存在很大漏洞，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弥补转基因监管的诸多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