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我们的目的不是赢得一场辩论

晓说

前阵子，受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植保国际、植保中国的邀请，在美国走访了从政策制订、作物育种，到田间种植、海外贸易的完整链条，近距离观察了一下美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状况。先说一句，美国人真的吃转基因食品。根据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美国大田作物种植面积中超过53.2%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GMA）提供的数据，全美的（加工）食品中70%-80%都含有转基因成分。不过，接下来我不准备重复谈这些已经被说了许多许多遍的基本事实。

说点儿其他的吧，比如转基因技术相关信息的大众传播问题。或许，这同样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传播，乃至整个科学传播工作面临的问题。

1、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1.1 反转是从哪儿开始的？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反对转基因运动”的利益诉求究竟是什么。一直都觉得，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运动所提出的主张，也很难超越这个运动提供的话语线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议题设置。

和美国的新闻同行交流的时候，有人提到，在美国有超过300个团体持有“反转基因”的主张。有意思的是，这些团体大多数都不是专门反转的，只是反转的诉求与他们的主要诉求有相关性，能融合到一起去，所以“顺道”反一反。这些诉求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反大公司”。美国的一位媒体同行甚至依据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观察与体会总结说：“或许反对大公司团体才是最大的反转群体。”这让我感到很诧异，因为此前一直朦朦胧胧地觉得宗教应该会在反转运动的开端中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甚至应该来充当反转的第一波冲锋者。

随后的一个晚上，正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科学传播博士学位的贾鹤鹏赶来与我们碰面。我们又聊起了“反转运动的开端”这个问题。他提到，即使在欧洲，宗教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反转基因运动实际上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一系列科学公共事件及其所引发反抗情绪累积的必然结果。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欧洲的）反转运动最初得到了政治哲学思潮的强力援助。一方面要反现代性，另一方面要反大公司和国家权力合作构筑的专家体制霸权，反转基因运动在这样的向度上与“西马”的某些主张达成了一致。有一些反对者甚至在这个理论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比如援引福柯理论，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框架下，对食物支配、身体管理之类的命题展开讨论，将对抗垄断食品管理权力的行为视为对国家秩序，乃至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抗运动的一部分。这样的批判很快就溢出了思想运动的边界，变成一种实打实的社会运动。

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在1996年疯牛病事件爆发初期一些信息控制和隐瞒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在欧洲反转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美国发育得相对充分一些。

这也就让人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运动进入中国以后，会快速地和（中式的）极左、极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左右两极通力合围”的态势。通过上溯到反现代性思潮，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诸如“权力边界”问题在这场“转基因大辩论”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1.2 法律手续日趋复杂

中国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各种崎岖，美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根据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执行副总裁凯斯林·恩莱特（Cathleen Enright）的介绍，1996年的时候，每个项目的审批时间只需要6个月，而十年以后的2006年，时间就延长到了2-5年。不过，按照美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生物科技协调员沙克曼（Michael Schechtman）的说法，他们并未增加任何审批环节，这里面增加的时间，很大一部分来自诉讼环节。反对者不断地通过诉讼的形式，要求申请者进行应答说明。这极大地提高了转基因产品的审核成本。凯斯林说，在美国，一个转基因作物从进入试验田到最终把种子卖到农民手里，平均下来需要13年的审核时间，总共花费1.36亿美元。

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欧美国家，“反大公司”是“反转基因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甚至是首要的出发点。基于此，反转者动用各种手段阻挠转基因项目的研发和审批。这种阻挠行为反过来又极大地提高了转基因的研发和审批成本。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小公司越来越难以生存，技术和资金渐渐向大公司，——也就是“反转基因运动”真正要反对的那个部分集中。听起来挺吊诡的。

实际上，在美国走访期间，我们就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很多服务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做出了成果，但是无法投入商用环节。比如剑桥大学开发的抗禽流感鸡，便是如此。

作为一名生物技术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凯斯林对此似乎怨言很深，她甚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出现了“欧洲化”的情况。不过，她也强调，由于生物技术界和食品界的努力，这个情况正在得到扭转。

类似的声音，我们从沙克曼博士那里也听到了。他承认，美国的转基因项目审核时间确实加长了，但这一状况并非政治因素影响导致的。他强调说：“立法必须保证每个群体的发言权。”

1.3 神仙要打架，哪里都一样

经常会从新闻中听到与转基因作物有关的劲爆经济新闻，比如中国在输入自美国的玉米中检出（未获批进入中国的）MIR162转基因成分，进口转基因菜籽油流入储备油库……而且，相关的报道总会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些转基因成分“有毒有害”，网议更是乱哄哄一片。

其实都是点买卖事儿。比如菜籽油的问题。进口（转基因）菜籽油主要是来自加拿大的所谓“芥花油”也就是所谓的canola，2013年的时候到岸价格在七八千一吨的样子，而国内收购的菜籽油价格在一万出头。两相比较，谁划算谁不划算非常明显。自然就会有企业利用这个差价来做文章。而储备油因为补贴的问题，明确只收国产菜籽油。了解这些前因后果就不难明白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了：有些菜籽油收购企业涉嫌用进口菜籽油冒充国产菜籽油套取补贴。而查“转基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贴补能真正落到农民的手中。

MIR162的问题也挺有意思的。沙克曼介绍说，其实，这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在中国已经走完了所有的安全审核流程，就差最后农业部长签字发证了。可这个字，却迟迟没有签下来。美国政府似乎对此也挺着急的，搞得沙克曼对着我们这帮中国记者隔空喊话，“我们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呵呵，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麻烦之处在于，就有人利用这个“装糊涂”，把谣言给风生水起地搞起来了）

MIR162这个品系的玉米在美国种植范围很广，无论是在种植、储藏还是运输环节中，它们目前都并未与其他玉米分开来处理。这个情况导致它们可能以很低的水平混杂在其他玉米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低水平混杂”（LLP，low level presence）。LLP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可以钻的空子。在WTO的框架下，要给进口产品使个绊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打擦边球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先设置一个苛刻的条件，平时不动手，在必要的时候，才突然查那么一下，准知道你过不去，自然就能名正言顺地该拒收拒收，该退货退货了。LLP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顺便提一句，可以与美国玉米相参照的是乌克兰玉米的情况，不过这个事儿有点儿复杂，改天有空可以仔细说说。

说起来呢，中国也是类似行为的受害者。此前，曾经发生过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被检出（对欧盟来说）非法的农残，而遭到退货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还总是能造成国内食品安全舆论的波动。其实，作为茶叶的净进口地区，欧盟设立苛刻的条款，本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拿来当大棒用的。

中美之间也是如此。前段时间美国收紧了苹果汁砷限量的标准，考虑到美国市场上的浓缩苹果汁有一半以上进口自中国，这个限定条件的设立目标可真是不言而喻啊。

说到底，这就是个“神仙打架”的事儿，“规则”本质上只是国际贸易中的大棒——别太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