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白院士：只喜欢“安安心心作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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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落下，九月初的北京已有丝丝寒意。像往常一样，陪着老伴和外孙吃过早饭，年过七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准备换衣出门。

套上夏天常穿的白色圆领T恤，夏建白又添了一件短袖条纹衬衫，以防着凉。窗外的雨越下越紧，把那双专为下雨天准备的黑色布面胶底球鞋踩在脚上，夏建白拿起伞，走出家门。

早晨八点，小区里不乏与他年纪相仿的身影，他们大多是要去附近的菜市场赶早市。而夏建白，则是准备前往办公室，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一个普通的初秋早晨，记者在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办公室内如约见到了夏建白。他已在这间屋子内躬耕科研近二十余载。

安静的办公室内，靠窗是一张上了年头的办公桌和一把老式的木制靠背椅，夏建白喜欢埋头于此，少人打扰。角落里的一排“橱柜”格外显眼，上面放着电饭锅、微波炉，墙上还挂着洗碗布。他习惯从家里带饭解决午餐，“吃完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养精蓄锐后继续埋首书堆。

到了这般年纪，难道不是该颐养天年，享天伦之乐吗？

“虽然年纪大了，但作为一个男同志，在家里没事干也真是难受。”夏建白呵呵笑着。

不喜欢为各种社会活动奔波忙碌，也不喜欢呼风唤雨组织大型项目，夏建白说，他只喜欢“安安心心作点研究”。

安心作研究，这是采访中夏建白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道出了他走上科学之路最初的理想，也道出了他至今不息的追求。

只是鲜有人知，为了安心，他曾走过一段并不平坦的科研人生路。

退隐

时光回溯至1970年的北大。当时，在此任教的夏建白主动申请调离，提出要应召前往地处四川乐山的二机部585所（现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工作。这一选择，至今为很多人所不理解。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四十多年后，夏建白回忆起这背后的种种过往，心绪平静。

在那个政治洪流裹挟一切的年代，夏建白的选择皆因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而起。

上学时埋头书斋，夏建白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婚姻大事，直到硕士毕业时，年近三十岁的他才经人介绍认识了初恋女友——当时在清华读书的秦华曾。

两人相识不久后“文革”爆发，夏建白被派往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参加劳动，在一片荒野上“接受再教育”。由于表现较好，他很快就被调回北大，从事面向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无奈爱人秦华曾毕业时，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制氧机厂当了车间工人。

“两人结婚后总是分居，一时间很难解决。”恰在此时，二机部招揽科研人才，并且可以夫妻二人一起调往。夏建白觉得，尽管585所地处偏远，但这的确是一个解决分居问题的机会。

事实上，夏建白之所以想“出走”北大，更是因为眼下的事业困境。

他看到昔日作为“学术中心”的北大，成为由“军宣队”、“工宣队”掌管一切的“政治中心”，早已没有了潜心科研教学的环境。深知自己“性格直率、不懂迎合”的夏建白为前途深感担忧，参加“三线建设”做些实际的工作，应不失为符合心意的选择。

“二机部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去的时候我就作好了思想准备，打算不搞半导体了。”大学期间，因受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影响，夏建白立志师从黄昆从事半导体研究。然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荒废的业务工作，让他“对半导体也没有了太多留恋”。

大学毕业时，学习理论物理专业的夏建白曾作过原子核物理相关论文，研究方向的“跳转”于他而言并不算离谱。只是他当时想要得到的，其实唯有一方安静的书桌。

二机部585所深居乐山城边的大山之中，因为是机密单位，幸运地免于政治运动干扰。“以退为进”的夏建白携妻子归隐在山，可谓度过了自己科研事业中某种意义上的“黄金八年”。

“我去到了一个真正能够安心的地方，每天可以看书、作研究。虽然研究主题变换了一下，但基本功却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夏建白笑言，那样专心致志的研究环境，恐怕在今天也很难再找到。

不需要争取项目、不需要开各种评审会、不需要写无数的申请书和总结报告，也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8年间，夏建白以极大的热情，一心从事着等离子体和受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写出论文数篇。这些成果，因保密需要都被锁进了保险柜。难得的是，585所作为上世纪70年代全国少有的几家配备计算机的单位之一，他在那里学会了利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运算的方法，受益匪浅。

身处山野，宁静单纯的科研环境之外，夏建白一家却必须面对异常艰苦的生活。

每个星期，夫妻二人都要拿出一天时间，背起背篓、骑上自行车进城买菜，而在途中，他们必须跨过一段由108个台阶组成的石阶路。每次行至这里，两人扛起自行车小心翼翼迈下台阶，到了江边大路才能骑车向城里“飞驰”而去；买菜归来，他们又要扛起自行车拾阶而上，一步一步朝着家的方向奋力攀登。

“条件确实很苦，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夏建白的眼神中，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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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8年间心无旁骛、潜心科研，夏建白在585所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眼前的事业一片坦途。直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让背井离乡的夫妻二人对未来有了更多的遐想。

夏建白的妻子是北京人，她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家乡生活。而看到全国的社会环境大有改善，夏建白也有些动心了。

“正好听到消息，说邓小平亲自‘点将’，让黄昆先生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出任所长。”尽管离开半导体领域已有数年，但回归“老本行”的愿望仍在夏建白心中隐现。他给阔别多年的导师黄昆写了封信，表达了希望调回北京，继续跟随他从事半导体研究的愿望。

对于固体物理曾考出满分的弟子夏建白，黄昆一直留有极深的印象，答应提供帮助。他直接找到了自己的老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请求协助，一番周折后，夏建白最终回到北京，如愿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

回归半导体研究，夏建白已是不惑之年。而这一人生转折，最终让他得以重新出发，重拾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立下的宏愿和志向。

在北大求学时，理论物理专业需要接触众多学科，场论、粒子物理、原子核、相对论……而让夏建白印象最深的，就是黄昆讲授的固体物理。

“他讲课总是能够深入浅出，物理概念非常清楚。”夏建白对固体物理偏爱有加，“基本粒子、原子核、天体物理等也非常深奥，但总感觉过于抽象”，半导体则不同，它最终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应用。

被黄昆收至门下成为一名研究生，二人的师生缘分在夏建白看来，同样是一次未曾预料的命运眷顾和安排。

1962年，夏建白大学毕业，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年的研究生招生录取，首次需要通过考试进行选拔，此前皆由组织推荐分配，首要条件是积极参加政治运动。

“我对运动不是很积极，所以不考试的话，肯定当不上研究生。”夏建白设想，若不是恰好赶上研究生招生的调整变化，也许他就被分配到某所地方大学去任教了，“这一辈子恐怕也就那样了”。

夏建白自然不想错失这次难得的机遇，当即决定报考黄昆先生的研究生。他翻出三年前黄昆授课时的讲义和听课笔记，复习了不到两个礼拜，出人意料地考出了一百分的成绩。

“黄昆先生临终前见到我，还提起当年我考一百分的事。”也许正因如此，黄昆在接到夏建白希望调至半导体所的请求时，才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在夏建白的印象中，黄昆平日里幽默随和，可是一遇到学术问题就会极为严格。“特别是对物理概念的理解，他要求大家做到非常精确，稍有不对就会马上指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不少人有点怕他，他会说得让你下不了台。”

黄昆的严谨，也同样影响到了夏建白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我的学生倒是没有怕我，因为我毕竟不像黄先生有那么高的资历。”

谈起成就，夏建白很是低调：“只能说，有一点贡献。”而与导师黄昆的建树相比，他则自称“学术造诣差了十万八千里”。

的确，在诸多半导体所同事对夏建白的描述中，“低调”二字是最常听到的词汇。

专注

1978年来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夏建白很快就进入了全新的角色。当时，半导体超晶格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半导体所紧跟趋势组织布局相关研究，夏建白加入队伍从事半导体超晶格理论研究。

“在二机部打下的基础，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一回来就能熟练进行相关计算。”扎实的功底，加上良好的训练，让夏建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得心应手，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

上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产业的飞速发展，半导体领域的研究热点不断更新。

对于学术，夏建白并不喜欢紧跟潮流。“黄昆先生说过，一定不要好高骛远。”夏建白不去追赶那些时髦的新鲜课题，自始至终专注于超晶格领域，“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慢慢往前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紧不慢，夏建白却做出了一系列名副其实的创新性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量子球空穴态的张量模型，得到了正确的光跃迁选择定则；首次提出了介观系统的一维量子波导理论；首次从理论上研究了空穴共振隧穿现象；首次提出了计算超晶格电子结构的有限平面波展开方法……

“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记者问。

“不知道。你问莫言，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什么，恐怕他也说不出来。”夏建白如此答道。

透过一连串深奥玄妙的理论术语，夏建白从事半导体研究最大的兴趣所在，其实是他相信，这些理论一定能够见到最终的实际应用。

前不久，夏建白的学生、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研究员张耀辉，率领团队研制出室温条件下的超晶格自发混沌振荡器，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能实用化的高速真随机数产生器系统。

张耀辉完成的此项国际性重大突破，正是基于其老师夏建白早在1990年发表的一项超晶格理论计算结果之上。

“科学的发展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看到自己的研究产生了实用价值，夏建白感到欣慰。

数十年如一日，夏建白在自己钟爱的半导体超晶格领域默默耕耘，无论其他研究热点如何涌现，他都不改初衷。时至今日，他仍在为此一步一个脚印 “健步向前走”。

“未来最想做成的事情是什么？”采访最后记者问道。

“做不成大事情了，培养一些学生，能在科学上有点发展就行。”夏建白依然低调，一向直言快语的他说自己只会讲“大白话”。

“我曾看到别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好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这样才会有结果。”夏建白这样总结自己的科研生涯，“所以我一辈子就想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半导体研究工作。”

也许，这就是所谓“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对一个科学家的真正含义。 （原标题《初心不改夏建白》）

今天，科教界如何安心？

除了中科院院士、一线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导师这些身份之外，夏建白还多年担任《科学通报》主编，也曾是科教界政协委员。近年来，多方位的工作经历，让追求“安安心心作科研”的夏建白对我国科研体制、科研环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等问题有了更加宏观而深入的了解和观察。

采访中，夏建白就目前我国科教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本报摘取其中片段记录于此，希望引发读者共同讨论和思考。

院士夏建白谈科研环境

目前，各行各业的人，包括科研人员、大学教员在内都有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科研人员要多出论文，还要在高端刊物上多出论文，就如干部在任期内要多出政绩。

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几年提一次级、提一次职，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所以科研人员研究的问题，往往不是最难的、最基础的，也不是国家最需要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很快发表“高端”文章。因此，大家就要找一些国际上的热门，容易在高端刊物上发表的题目。

中国的物理学界有一个规律：几年出一个热门，过了那几年就冷下来，没人继续做，又去寻找新的热门。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客观环境。经费支持方面，科研人员之间的差别不要太大，竞争不要这么激烈，要能够让大家比较从容地做好本职工作。

主编夏建白谈学术期刊

现在有许多人，包括领导在内都强调中国的科学期刊要“国际化”。他们理解的“国际化”就是聘请外国主编、副主编，靠他们的影响力组织国际上的专家投稿，从而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

国内已经有好几家这样的刊物。当然，这样做需要一些条件：第一，要有经济基础，请外国主编、副主编，没钱是不行的；第二，刊物的定位变成国际刊物，其中国内作者的文章就相对较少，而且水平也比不上国外学者；最后剩下来的事情，只有编辑部、印刷厂在国内。

我认为《科学通报》不能走这种“国际化”的道路，还是应该以反映中国科学家在国内作出的成果为重。尽管我们的整体科研水平尚不如国际一流，但某些领域具有中国特色，同样具备国际水平，比如考古、地质、地理，以及纳米、医学、信息等“闪光”领域。这也应当是办《科学通报》的宗旨，它的英文名Chinese Science Bulletin，就表明他应该反映中国科学的成就。

导师夏建白谈人才培养

最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本是陈远写的《燕京大学（1919-1952）》。这两所大学在解放前都是很成功的大学，培养了许多人才。像黄昆先生，就是燕京大学的大学生，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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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两个大学的成功经验时，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由”。“联大的基本精神是自由。”陈远说，“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自由，没有自由，一切无从谈起。”

在某家报纸对易社强一书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说起西南联大，有些舆论主要强调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它的“学术成就”——“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名单里，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但在易社强看来，联大的基本精神是自由，包括“学术独立和个人自由”。

我同意国内舆论的观点，现在中国大学生就是缺少西南联大的这种“精神”：说大了是爱国主义精神，说小了就是不追求物质享受，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以自然科学为例，现在的大学比西南联大要自由多了，条件好多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光谱仪只有吴大猷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台。现在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和导师。但是，他们都在考虑将来如何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不是“自由”而是“精神”。人总要有一些精神，不能整天考虑物质利益的追求，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在生活上互相攀比。（郝俊整理）